独家专访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博士:回望20年中国需要关注内部矛盾 滚动新闻

  • 时间:
  • 浏览:13
  • 来源:吉林动画学院教务处_沈阳工程学院教务处_长春建筑学院教务系统
阅读模式

  舒时

  20年前,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作为一个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境外学者,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博士对这20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有自己的理解角度。他认为,邓小平指出了改革这个大方向,但未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,是个遗憾。到今天,改革需要以南方谈话精神为依托,在思维上有所突破,在解决内部矛盾的同时,将有望领导“亚洲新价值”体系。

  陈文鸿1月16日接受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独家专访,以下是他与本报的对话内容。

  指出一个方向,缺乏具体措施

  第一财经日报: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,20年前,你是怎么看他讲话的内容的?

  陈文鸿:我的想法跟一般人不同,当时我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其实是和1989年以后的形势有关。邓小平是在思考,中国下一步怎么走。他的南方之行是希望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,他当时其实也不清楚应该怎么走。他先把改革开放推动起来,具体有哪些措施,就看后来者怎么做了,推动以后好不好,就是其他问题了。

  现在我们听到的一般说法都是“小平很伟大,改变中国很多”等,但他们没有具体提及,小平的改革开放是怎么走的,走的什么路。在学术界,也有很多不同说法,你说是这样,他说是那样,其实邓小平自己并没有说应该怎么做,他只是指出一个方向罢了。

  我理解,他当时的讲话跟改革之初陈云的做法有不同。在1978、1979年改革时,有不少具体的措施出台。但南方谈话不同,比如我们看到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然后实现共同富裕。这个说起来容易,但具体怎么做呢?先富起来的人可能不愿意“共同富裕”,里边的问题很多。从我们对中国政府的传统分析来看,也不是这么简单能实现“有钱大家分”的。我认为,他当时提的很多口号都有作用,推动改革的发展,缺陷是没有具体政策,这就会带来一些问题。

  日报:在你看来,小平当时为什么不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,而只是提一个大的方向,这或许也正体现小平作为“总设计师”的职能?

  陈文鸿:一个可能原因是他跟陈云不同,陈云是管理经济工作出身的,对于中国的改革及市场发展有基本看法。但小平强项是政治方面,具体的经济工作主要靠下面的人来做。但很重要的是,他认准了一点:一定要改,不改不行。具体怎么改,也可以说当时已经不是他的工作了,他年事已高。

  日报: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,你觉得邓小平南方谈话对香港后来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呢?

  陈文鸿:直接的推动影响可能看不到。但是南方谈话对中国的变化起到很好的作用。这20年来,中国的变化不是很简单的放开就算了,邓小平南方之行之后,国家出现了不同的调整,有很多政策方面的改变,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不大好,但90年代经济就开始比较稳定,这样到2000年以后,我们才可以有长期的、稳定的经济高增长。对于中国内地来说,在南方谈话之后,政府开始进一步推动改革,而且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方向的改革,而且每个领域都有不同的政策考验——对于香港来说,内地政治经济比较稳定,对香港就有好处。

  深圳需反思南方谈话

  日报:邓小平其实在深圳有过两次“南方谈话”,在1992年那一次影响尤其深远,有趣的是,为什么中国这么大,他选择了深圳这个地方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?

  陈文鸿:一个重要原因是,邓小平去深圳并不是为了深圳,也不仅仅是为了内地的经济。我刚才提到,因为那个时候从政治的角度来说,中国最重要的是香港要平稳回归,所以深圳开放,我觉得很大因素是因为那个时候更注意香港回归,深圳要做一个特区,来帮助我们收回香港。

  除了香港回归,还有一个重要因素,就是1989年以后,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太好。邓小平通过南方之行的讲话向外界表明,中国还是在坚持改革开放,这也是对香港和海外人士说的。这也相当于给外界一个明确信号,中国还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,不会往回退。至于中国具体怎么做,外界其实也不太理会的,具体做法是内部因素,外界只是确认中国改革方向不变化,就可以了。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其他地区,内地跟香港各方面的关系还没有现在这么密切,所以深圳南方谈话起到一个重要的方向作用。

  日报:回顾那段时期,其实我们也可以说,深圳不仅对香港稳定回归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,另外也对其自身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。但是20年后,似乎深圳出现了发展停滞,你的看法呢?

  陈文鸿:深圳成功是个很好的中国城市发展的例子,一方面中国需要改革开放,需要利用到外部(如香港的)有利因素,还有一个是深圳自己整个方向的转型,从贸易、房地产偏重转为高科技产业。这几方面结合起来,深圳才能快速发展。

  我现在倒有点担心,深圳在那几年的改革开放之后,后续发展就没有什么值得回顾的东西了。最主要是它在改革方面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,而这几年,内地其他的城市改革发展很快,相比之下,深圳看起来就停顿了很多。具体来说,政府改革没有推动,然后在各项经济措施方面,也没有什么新的举措。我们发现,很多内地城市提出新的改革方案,但是深圳并没有这方面的动静。所以我的看法就是,从90年代以后到现在这几年,深圳没有什么大的、可以做全国示范的改革。

  日报:深圳如果这几年需要再重拾南方谈话精神的话,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才行呢?

  陈文鸿:主要是政府的功能要转变,现在还是政府为主导。应该说从全国来说,深圳市场原来发展情况是比较好的,比较接近香港的情况。但是现在看起来,其他内地城市跟它也都差不多了,一方面政府转为服务性的功能转得不快,另一方面,相比其他内地的地方政府,深圳的体制也没有大的改革,这是症结。我担心的就是它什么都是按以前的做,很多年不去改变,而是集中在金融、股票这些,没有什么新的整体经济方面的改革方案提出来。

  内部矛盾风险很大

  日报:除了你所说的外部矛盾,我们是否同样面临更多的内部问题?

  陈文鸿:内部矛盾比以前更加突出了。因为20年前,还只是改革开放初期,一些农民收益比较好,整个社会相对比较稳定,人们生活也比较安定。

 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市场经济不太理解,以为市场经济放开市场就可以了,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从来都是对市场有很多监管的,我们忽略了从资本主义那儿学习怎么管理市场经济,所以社会分配出现问题,导致很多市场矛盾出现,这些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影响。

  我担心的是,现在虽然我们整体经济实力比以前强,国际地位比以前高,但是国际压力也很大,如果内部矛盾再这么多,30多年改革积累下来的这么大的矛盾还没有解决,内部的风险也会很大。

  日报:对于现有的外部跟内部矛盾,你觉得应该用哪些方法来解决?

  陈文鸿:其实方法已经有了,中央提出来“科学发展观”,推动社会和谐,实际上还有很多具体的配套政策。方向我们已经有了,但是推动不起来,接下来就是要看中央怎么进一步做,看全国上下怎么理解这个问题。当大家都看到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公开,越来越麻烦的时候,如果科学发展观不从地方自发推动起来,将来可能会更加困难。

  就比如农民问题方面,我担心中国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的时候,会有很多年轻人不满意。矛盾会从农村开始,然后是城市边郊的居民,然后下一步再发展下去就可能是年轻人。例如大学生找不到工作、找不到好工作、买不起房子,当大学生越来越多,出现问题的时候,对城市来说,形势就更加严峻了。这其实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,在国际上也有类似问题。

  要解决这些问题,要从一个整体来看,要从社会、经济、生态、文化等各方面来做,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就是说,整个社会要有道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搞市场经济搞到社会道德越来越少,越来越没有道德了,道德是整个社会的载体,不论你怎么有钱,如果载体都没有了,有钱也没有用了。现在各地区都看到这种情况,这个让我觉得更加艰难。

  中国不会硬着陆

  日报:那你对于中国继续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前景怎么看?在海外,不少机构认为,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,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改革也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呢?

  陈文鸿:我不觉得中国经济会硬着陆,因为中国经济近年还是保持较高的增长。另外我们这几年进行宏观经济调整和结构性调整,房地产方面已经见效了。我们在很多长远的战略领域有调整,如高铁、医疗服务等,而且这几年全球金融海啸,反而是给中国有一个机会来调整。

  今年中国经济还是不错的,出口可能少一点,但不影响。我们过去一味强调出口,出口太多了,所以出口少一点是很好的调整。出口补贴太多,出口成本很高,即使赚很多外汇,企业容易亏损,社会也亏损。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,需要依靠内需为主,出口只是辅助的作用,不能够占这么大的比重。

  勤思考,不能吃老本

  日报:除在经济方面再改革,在政治方面的话,中国需要有什么新的突破吗?

  陈文鸿:也不是什么突破,主要是我们之前写出来的东西,按照规矩来做就可以了。现在的情况是,我们的法律、宪法有很多内容已经相对完备,但没有照做。如果放着现有的不执行,再搞新的,就更加不符合要求了。

  现在最重要的是令整个社会发展通过法律依法进行,这里面不但是依法的程序这么简单,还有包括价值观,包括道德的因素,目前我们整个体系,整个社会最缺的就是道德因素。我曾经提过中国要发展“新亚洲价值”的观点。在上个世纪50年代,我们整个社会搞得很好,就是在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也有不少好的东西。

  日报:也就是说,你认为中国未来改革的突破,将有能力树立起自己的一套“新亚洲价值”体系?

  陈文鸿:绝对有能力,问题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怎么做,我们的媒体怎么做。现在形势比较好了,你看金融海啸以后,大家发现美国很多价值是错误的,它叫我们做的事情,它自己并不去做,而且做出来也是错的。

  对于现有的国际情况,我们要好好地总结:为什么人家现在要调整?回头来说,中国是有能力的,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,还是在盲目地迷信人家的东西,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也不弄清楚,就乱宣传。

  现在我们的外部环境好了很多,但是在知识分子的认知方面,我觉得差了很多。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初的时候,我跟内地的学者做了很多的研究,当时做改革研究的朋友很多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内地很多知识分子愿意研究问题。他们想知道应该怎么做,也不教条。

  但是现在,有两种现象,一是要么什么都不做,一是要么就乱做,只要觉得美国人说得对我就做了。在80年代,那些改革者去日本、东欧、美国、拉丁美洲,到处看不同的经验,回来总结怎么在改革方面求发展,现在我觉得我们更有钱了,去的地方更多了,反而是看法越来越狭窄,也更倾向于从金钱利益考虑问题。

  很多学者光顾着自己赚钱,不会从更多角度去考察,甚至去考察回来也就只是就一个角度写东西,或是从自己的金钱利益角度来写。这些人和老一代的学者相比,他们做研究的态度差很远,这也是中国需要改革的一个地方。

  日报: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们今天回顾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,会发现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改革措施,但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视角和方向。是不是可以这么说,中国改革到今天,需要有更多类似的努力?

  陈文鸿:对呀,我们要不停走动,要勤思考,不是停在那里吃老本。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非常重要的,但是现在,你要进一步理解,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推动改革的,现在我们如何再推动改革。

  我觉得现在矛盾越来越严峻,各方面都有共同的愿望来改变,解决问题。现在不是一个人推动的问题,应该是很多人一起推动。

  日报:推动改革部分也依赖我们的官员。最后想问一下,这20年来,就你和内地官员接触的感受来看,他们整体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吗?

  陈文鸿:以前的官员普遍学位不高,但是做事情比较认真;现在学位高了,但是做事情不太认真。这反而是一种倒退,倒退情况还很严重,因为现在做官的主要是在考虑他自己怎么升官,怎么赚钱。

  这给我的感觉是很不好的。在80年代、90年代的官员,他们可能见的东西不多,在国际上见的(世面)也不多,学位也没有,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做事情,到处寻找方法来做。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钱,也没有什么豪华的待遇,他们还是做事情,但是现在,我觉得差得很远。当然,还是有一些好的情况,就是那个时候的官员,有些是我们一起做过研究的,现在有部分还在当权,如果没有他们的话,我就更加担心了。

猜你喜欢